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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濃霧中，張進（右）、趙惠玲（左）和女兒張子怡在自家菜地前留下一張難得的合影曹剛 攝特派記者 曹剛
　　編者按
　　春節長假期間，本報多名記者分赴湖北、河南、安徽、江蘇四地，採訪了一批在上海工作回鄉過春節的新上海人和外來務工人員。傾聽他們的鄉愁，傾聽他們的困惑，傾聽他們對中國鄉村建設的希望和夢想。
　　30歲的張進，家住湖北省當陽市慈化鎮群益村，來滬9年，是青浦區華新鎮一家管件製造企業的技術工；妻子趙惠玲28歲，來自當陽市河溶鎮民合村，到上海4年，是嘉定區黃渡鎮一家食品添加劑生產企業的普工。
　　小兩口租住黃渡鎮一間20平方米的農舍，月租350元，距上海國際賽車場僅5公里。每年春天，F1的轟鳴聲都會清晰傳入他們耳朵。張進買不起門票，也沒興趣去場邊湊熱鬧，他更懷念家鄉的聲音——秋收時的風吹稻浪、天亮前的公雞打鳴、入夜後的萬籟俱寂……
　　不過，只能想想而已。接下來幾年，甚至更久，他們規劃的藍圖裡，沒有家鄉的位置。
　　當地新企業“傷”環境
　　10年前，趙惠玲曾南下深圳打工，22歲回鄉。經親戚介紹，她認識了張進，結婚生女後、嫁雞隨雞，跟丈夫來到上海。“每天工作8小時，每周休息一天，經常加班。”她初中畢業，沒什麼技術，在流水線上重覆著稱量、包裝等簡單勞動。
　　趙惠玲說，在家鄉也能找到工作，但付出相同努力，薪水只有上海一半。張進的堂弟在老家當會計，月薪約2000元，一線工人更低。
　　來滬打工前，她在當陽一家小店賣了一年衣服，工作輕鬆，“每月收入七八百元，賺不到錢。”
　　當陽的企業數量不多，類型較單一。最近兩三年冒出好幾家陶瓷廠，為當地解決了數千勞動力，趙惠玲聽說，“它們是從南方搬過來的。”
　　國內一些大中城市近年來調整產業佈局，一批重污染企業悄悄向三四線城市轉移。陶瓷廠大面積“占領”當陽後，空氣質量驟降，抗議帖頻現網絡論壇。當地主要企業還有玻璃廠和化肥廠，都對環境不友好。
　　老家生活成本不低
　　來滬4年，趙惠玲從沒跳過槽，每月進賬約4000元。丈夫來得更早，技術更高，月入6000多元。忙碌整月，家庭收入上萬元。食堂包午晚兩餐，全家月開銷不超過2500元。
　　小夫妻打拼多年攢下一些辛苦錢，去年夏天花12萬元買了車，春節前把新車開回了家，耗時12小時。“辦的滬C牌照，只要千把元，在郊區開足夠了。”張進說，他倆很少去市區，唯一玩過的景點是東方明珠。“鎮上生活方便，想買啥都有。市區太遠，來回要3個小時，兩個人坐地鐵就要30多元。”
　　趙惠玲說，上海的交通費比較高，但其他生活成本，家鄉的性價比並沒有優勢。從民合村開車到縣城（當陽是縣級市），要顛簸一個小時，即便回鄉工作，地點也是在縣城或周邊的大城市，還是要租房。
　　“論生活便利或物價便宜，老家還不如上海。”趙惠玲舉例說，這次回老家想買一臺洗衣機，同款機器，上海賣千元，當陽要貴四五百元。“網購更便宜，但當陽全市都不在送貨範圍內。”
　　不能陪女兒感愧疚
　　張進為女兒取名“子怡”，希望她將來和電影明星那樣，享受萬千掌聲。但至少現在，小姑娘的生活還無人喝彩，且少人陪伴。5歲的張子怡一直在老家和爺爺奶奶相依為命，從沒到過父母打工的城市。問她想不想去，小姑娘不假思索地搖搖頭。
　　張進的父母剛過半百。除了照顧孫女，還要負責家中7畝農田，種大蒜、萵筍和白菜等，年收入約2萬元。種菜是當陽不少農家的主要收入來源。在田間辛苦勞作的，全是五六十歲以上的中老年人，年輕人幾乎都在外打工。
　　女兒剛出生，趙惠玲夫婦就遠走他鄉，每年回家兩次，國慶和春節，每次最多待10天。小子怡讀幼兒園前，對父母很陌生，一抱就哭。後來，夫妻倆每隔兩三天和女兒通一次電話，親子關係漸有好轉，視頻通話仍是奢望，“我們手機有這個功能，但老家沒條件。”張進說。
　　馬年第一天，身穿父母從上海買回的新外套，頭頂媽媽精心編扎的兩條麻花辮，張子怡心情特別好，蹦蹦跳跳地黏著爸媽。常年不能陪伴女兒，趙惠玲心中充滿虧欠。聊到這個話題，她偷偷轉過身，輕擦眼角，回過頭，淚痕猶在。
　　【寄語家鄉】
　　趙惠玲：“如果家鄉的工資能再高些，物價再便宜些，生活再便利些，我當然想回去發展。誰願意背井離鄉，和女兒一年只能見上兩次面呢？明年夏天，張子怡就要上小學了，爺爺奶奶的年紀越來越大，照顧她的生活已很辛苦，沒精力沒能力再管她學習。我也想過帶她去上海，但是借讀比較麻煩，再加上我們整天忙著打工，沒時間好好照顧她。”
　　張進：“希望老家能提供更多就業崗位，現在工作機會還是太少，就那麼幾家廠，而且大都是高污染企業。當陽以前是三國古戰場，張飛喝斷當陽橋，趙雲大戰長阪坡，都發生在這裡。我從小就為家鄉的山清水秀而驕傲，沒想到現在會和霧霾、污染沾邊。危害子孫後代的工作，我不願意做。”　　（原標題：在外打拼 最虧欠老家的女兒）